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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非遗中心首轮“音乐遗产与人文精神系列讲座”完美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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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音乐学院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主办、民乐系协办的“音乐遗产与人文精神系列讲座”首轮前四个讲座于11月25日圆满结束。首轮讲座包括音乐学家田青先生的《传统文化与传统音乐》、敦煌文化学者高德祥先生的《敦煌石窟乐舞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来自台湾地区的文化学者林谷芳先生的《断代智慧与基因多元——非遗保护的人类学哲思》和壁画家王征先生的《古代龟兹壁画乐舞图像》。

田青先生主要通过“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我国传统音乐现状”三个论题,讲述了音乐学院学生要特别注重文化的学习,不应只将眼光停留在技术层面的问题;其次提出了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的思考,指出一个民族没有根,就是没有找到文化的源;同时还论述了对当今全民提倡坚定“文化自信”的认识,他将这种文化比喻为“三根支柱两层楼”,三根支柱指儒、释、道三家;第一层楼指我国所有优秀传统文化,第二层楼指的是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它维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着中华民族最可贵的遗产,因此必须要尽全力保护起来。田青先生认为我国传统音乐的价值不仅体现在音乐形态方面,更存在于其中所包含的“神韵”之中;强烈呼吁对于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重视与学习,期望年轻学子要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音乐、更多的学习传统音乐;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要求是,要掌握、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且引以为自豪。

高德祥先生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影像图形,从敦煌石窟的形成年代、修建规模、文物价值等多方面对敦煌石窟进行了全面的阐释——通过对于石窟中大量壁画彩绘的分析研究,对于古代乐舞的体裁形式、乐器形制、乐谱遗存与演奏方法等方面,给予了深入的讲解。最后,高德祥先生也为敦煌石窟由于各种原因的流失与损毁,再次表示深深的抱憾与惋惜,同时也再次呼吁对于敦煌文物和非遗文物进一步的抢救与保护。

林谷芳先生通过对文化的定义,以及文化的群体性、模式性、稳定性和调适性,文化理论与生物学的概念与性质,基因库的多元性以及“断代智慧”的理念等多方面的阐释,从人类学的宏观的视角,联系到当下“非遗”与“音乐非遗”工作的必要性,林谷芳先生认为当代文化学说常借助于生物学理论,而文化基因之说则为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正如生物多样性在健全生态环境上有其关键的作用,文化即是族群为调适环境所发展出来的行为模式,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乃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然而,科技的发达,尤其信息社会的出现,却促使全球文化迅速走向同质化,因此维持人类文化基因库的丰富与多元,成为当今世界的潮流;传统文化是古代先民在特定时空下调适环境的结晶,尊重传统、保存传统,不仅仅是一种好古或追根溯源的情怀,更在于维持本国文化基因库的多元性,使未来发展有更多借鉴的可能。林谷芳先生强调指出的“断代智慧”,是指现代与古代的在文化方面的一种必要的观照,是一种“及身而没”的生命领悟,因此无论是情怀抒发或智慧理念,古人正是不必就逊于今人,而今人也不是完全优于古人;所以说从文化基因保存上来看“非遗”保护工作,恰恰是蕴含着丰富的“断代智慧”。

王征先生通过数百幅来自古代龟兹石窟的塑像和壁画图片以及当代复原图;讲述了比“敦煌莫高窟”年代更为久远的龟兹石窟文化的政治、历史、地理的成因、发展、衍变,及其塑像和壁画与佛教文化的密切联系及艺术特色。讲座还特别重点在龟兹壁画乐舞图像中的主要乐器、乐队形式及乐舞规模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讲解;自汉代起,西域少数民族龟兹地区(今新疆库车一带)与中原内地音乐文化就互有密切的联系,至南北朝、隋、唐、宋从该地所传的音乐愈加丰富,唐朝宫廷专门设有“龟兹伎”与“龟兹乐部”,古代文献记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足见龟兹乐舞在我国古代传统民族音乐中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龟兹石窟塑像与壁画在文化,尤其是在古代传统民族音乐研究方面重要的文物考古价值。

在讲座举办期间,本院的师生与院外音乐同仁踊跃参加听讲,每每讲座结束,到场听众还会向主讲专家提出对传统民族音乐的学习、领悟及其继承与发展方面的某些疑问与困惑,各位专家都热情一一作答。到场听众纷纷对主讲专家在我国传统音乐研究与实践方面的努力与成果表示由衷的敬意,同时也表示通过聆听讲座加深了对祖国音乐文化的认知与自信。

正如本校民乐系主任兼非遗中心主任章红艳老师所说:“‘非遗音乐与人文精神系列讲座’首轮邀请到四位资深主讲专家,可谓开了个好头,今后讲座还将陆续举办,希望能够对学院师生以及广大关心民族音乐发展的公众在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传统音乐的了解与认识,相关的教与学中起到积极的辅助与推动作用。”